中央一号文件· 专家谈丨吴建平：关于价值、关于传统、关于乡村明媚的未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以“压舱石”的表述高度定位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2018年，甘肃省委省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全省乡村振兴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明确了到2035年甘肃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甘肃以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河西戈壁绿洲、陇南山地、甘南高寒草原为特征的多样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缩影，这种地区差异性决定了甘肃农业、牧业现代化的路径也存在差异，甘肃的“三农”工作必须立足这些差异寻找价值、传统的回归。就此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城市规划与旅游景观设计研究院李东泽博士与吴建平教授进行了一番探讨。以下是对话实录。
问：我们对现代化的传统认知有几个关键词：“机械化、规模化”，但是多年经验证实这种路径在甘肃的发展存在基础薄弱的问题。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在产业融合、创新驱动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甘肃农业、畜牧业的“现代化”，或者说甘肃农业、畜牧业的现代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图景？这个命题会影响我们的政策导向。例如生产性草原向生活性牧场的转变，生产性的种植农园向体验农庄的转变，我们如何更多的认识甘肃“传统”的价值，传统旱作农业系统的价值？
答：以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高为标志的现代农业，是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国内农业发展各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对于甘肃农业首先面临的难题是规模化，这是与甘肃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密切相关的，甘肃虽然有以中国马铃薯之乡为代表的部分农产品主产区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还没有发展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这与我们的农业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有很大的关系。其次是机械化，像北美那样以规模化的农场运作为主的大型机械化农业生产在我们甘肃也很难实现。我们能实现的机械化是以乡土文化、地域文化为基础的机械化。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后现代农业”时期，即突出地域文化，在“地域化”“乡土化”“文化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生态永续发展。对于后现代农业“特色是魂”、“优质是核心”、“安全是前提”、“生态友好是基础”。所以我们农业的机械化必须是走在特色发展道路上的机械化，适应中国国情的机械化。农业生产不能脱离社会化，农业也不是落后的代名词。农民种粮、牧民养羊这本身就是承载了文化形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适应了我们多样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后现代农业必须走出“规模化、机械化”的桎梏，强调传统文化与特色产业的有机结合。未来甘肃要加强农产品原产地认证工作，整合全省资源，以品牌化建设推动农业、畜牧业提质升级发展。要大力培育“甘肃出产”的地域品牌，例如甘肃肉牛、静宁苹果、兰州百合、定西马铃薯等等，要形成统一的品牌认知、产品标准和营销渠道，加快品牌化、标准化发展的步伐。
问：2019年央视媒体“新春走基层”栏目专门报道了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黎平县扶贫干部杨正熙的生态扶贫事迹，传统有机农业在新时代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后有了新发展、新希望:普通种植水稻一百斤110元，传统有机种植水稻一百斤达到400元,并带动了乡村旅游、度假民宿的发展。这样的生态扶贫案例给甘肃农业发展的启示在哪里？在更高层面如何来发掘、扶持甘肃生态农业的价值再生？
答：农业生产体系具有生态属性、生产属性、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有些地方是以生态属性为主，有些地方以生产属性为主，有些则是以文化和经济属性为主。如果要尝试把所有的属性都均等地配置在生产中，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就没有粮食主产区这个概念了。在生态唯美主义看来，农业活动本身就是对生态的一种破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以一种属性为主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配置协调其他属性。在粮食生产中如何恢复生态的价值，同时吸引游客、挖掘农业生产文化赋予农业生产更多的文化属性。农业生产的第一要义就是“满足性”，即农业发展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食物需求，这是农业的根本。如果仅仅因为生态好，就把产品卖得很贵，而不注重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和技术路线，这是不可持续的。同时，随着全国农业主产区逐步明确，原本以小农经济为载体的传统农业在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其“文化属性”更加突出，更加关注农业生产形态对文化价值的呈现。甘肃地域差异性大，不同地区有着特色明显的农业文化传统，不同的耕作方式、农业器具、传统种物、生计方式等都体现了特定区域人们与天地和自然环境相适的生态、生存智慧。这些智慧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文化旅游内涵发展的重要核心资本。因此，在“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要重视传统农业、传统牧业的文化属性。
问：讨论乡村问题，必然离不开城乡统筹。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甘肃的城镇化水平相对全国平均水平低10%左右。全省城镇体系规划目标中提到，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5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38%左右。人口的流动带来居民点集聚程度的变化，目前来看由于教育、医疗原因，甘肃人口向县城集中是客观趋势，由此出现了空心村、老人村等一系列问题。甘肃相比其他地区，在城镇化问题上也有巨大的地方差异性，特别是部分小城镇行政管理职能突出，而经济职能却较弱，与东中部地区镇域经济存在明显差异。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化的事实？今后在政策制定、优化省域国土空间规划中应该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答：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衰败”主要是由于“脱离市场”引起的，经济要素的流动、集聚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在历史上，不同聚落形成、生长、发展的动因各不相同。当前，各个居民点的发展逐渐以产业集聚为主导，更加突出居民点的产业经济职能、公共服务职能，更加关注对人的服务。因此，乡村振兴必然要以人为本，精准识别出有经济发展潜力的集聚点，由此梳理出具有“乡村振兴基础”的集聚点。在一些不具备经济发展基础的居民点，应该尊重现实条件和发展规律，适时进行衰落居民点的生态修复。未来应形成与“三生空间”相对应的生态中心、生产中心和生活中心。其次，我们对城镇化的认识要摆脱线性增长思维。人口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这建立在我们对生活方式多样性尊重的基础上。因此要破除人口由村落向小城镇到大城市单一方向流动的思维模式，营造包容性人口流动模式，尊重不同群体、个体按照自身需要营造不同生活方式。比如说在牧区，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我们应为继承传统畜牧生活方式的群众创造必要的支持条件，尊重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单向的撤并集中。这种自下而上的人口流动路径更加有利于不同区域特色文化的传承，尤其在当前创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背景下，更应突出对所在地群众原有生活方式的尊重，应在文化迁移的背景下思考城镇化路径的问题。
问：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让懂农业、懂产业、能创新的年轻力量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大局是各项工作的基础保障。当农村成为青年人才的净输出地，产生了大量的乡村凋敝、土地撂荒的困境，面对青年劳动力外流、出现留守村这样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引导有农业发展抱负、乡村建设激情的年轻力量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性工作，也增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内生动力。在新时代，我们要培养的是新型的职业农民，是既会生产又会营销又会管理的农民。西北师范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现在正在建设职业农民MBA教育中心，初衷就是要按照MBA培养的思维培养职业农民。未来，一是要加强职业培训，把返乡创业的农民通过技能培训培养成掌握农业生产新技术、农业发展新模式的职业农民，要让这些农民固定在产业上而不是土地上。二是要加强理想教育，特别是要结合我省农业产业优势，与职业院校相结合，培养具有“农事情怀”的新型青年农民，我们要把农村农业描绘成有希望的、有奔头的梦想地；三是要创新发展模式，加强“农业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突出农业企业在技术引领、标准创建、品牌营造中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农户创新发展；四是要制定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明确我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优惠、扶持内容级标准，打通青年人服务农村、创业农村的“人才通道、智力通道”。
专家简介：
吴建平，男，中共党员，陕西省西安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正厅长级），兼任科技部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农业部公益性行业专项首席科学家、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放牧草地生态岗位科学家、世界银行畜牧生产与发展高级顾问、西北师范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特聘教授、德国牦牛与骆驼研究基金会董事。主持完成了国际合作项目、国内科研项目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中SCI文章20余篇，出版专著8部。
